1999年12月20日，当葡萄牙国旗缓缓降下，五星红旗伴着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起时，历史为澳门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个400多年前的小渔村，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巨变，成就了开埠以来的最辉煌时期，成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典范。

写澳门回归史，周南和宗光耀是两位绕不开的人物。周南是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中葡《联合声明》草签者，是澳门回归的主要参与者、见证者；宗光耀先后担任过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参与了澳门回归的全过程。

“轻松的谈话”

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但自1553年起，被葡萄牙非法占据达446年。不过，相较于鸦片战争后才被英国占据的香港，收回澳门的主权和管治权却不那么复杂。

澳门方面，虽然在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政府也曾向清政府提出一些不平等条约，使其管治权合法化，但其承认澳门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葡方只是“永驻管理”，这为中方提供了有利于收回澳门的前提。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双方就已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周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全程参与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4轮谈判。周南说，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曾有过早于香港、与香港同时、晚于香港3种考虑，但最晚也须在20世纪之内收回。在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不久，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港澳国庆观礼团。他在回答澳门客人提问时首次表示：“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种方式解决。至于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4轮正式会谈期间，穿插了两国副外长的相互访问，以及在每轮会谈之后中方邀请葡方代表团去外地访问，在访问中进一步交换意见，这在当时被外电称为“旅行外交”。周南说：“为了缓解谈判的紧张情绪，当时，每谈一轮，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转一转，一边旅游，一边顺便通过私下接触就一些问题进行磋商。比如一次看承德，一次看泰山，一次看长江三峡。利用这种会外的比较轻松的旅游的方式，再私下交换一些意见，就更加容易沟通了，可以解决一些有困难的问题。”

1986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在同一时间内向新闻界公布了双方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从谈判开始到达成协议共历时10个月。

这年6月30日，第一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开场白是双方代表团团长聊天。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说：“不久以前，我们到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坐上一只叫做‘贡多拉’的小木船，那时潮水已经退下来，就在小船上听着那桨声，使我想起了一位中国诗人孟浩然的两句诗‘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这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我希望阁下和各位朋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每次都有机会到我们国家参观一些地方，看看中国的景色。”第二天出版的《澳门日报》记录了这段“轻松的谈话”，并从引用的诗句中猜测会谈在风平浪静中进行，中葡谈判将会比中英谈判更顺利一些。

第一轮会谈截止到7月1日，一直在北京举行。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二、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三、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之后，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这次会谈的内容是就中葡对会谈总议程（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有关问题、行使主权后的安排、过渡时期的安排）达成协议。首轮会谈结束，发表了只有短短140字的新闻公报：“……会谈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商定了会谈的全部议程，并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首轮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并决定于9月份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

第二轮会谈于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中，中国代表团提交了《中葡联合声明》的附件，并做出相关说明。周南这次引用了晋代画家顾恺之倒吃甘蔗的典故，说：“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很喜欢吃甘蔗，而且吃法与众不同，是从尾部到头部，倒着吃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说这叫做‘渐入佳境’。”结果，有报刊从中猜测，看来谈判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否则怎么说“渐入佳境”呢？这一判断在二轮谈判结束后的新闻公报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继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至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必然会向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面发展。

10月21日至22日，重要而关键的中葡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前，周南以刘禹锡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来暗示这次会谈将取得重要的进展。事实上，通过这一轮会谈，双方代表团已在各个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会谈结束时宣布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开始会议文件的审议工作。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回归日期的确定

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当时周南在外交部的职位是外交部副部长，而葡萄牙却由外交部部长亲自迎接，这是不符合正常外交礼仪的，引起了周南的警惕。

周南对笔者回忆说：“当天下午举行理论会谈，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天晚上深夜有个招待会，第二天中午又是总理家宴招待。在谈话中谈到澳门问题，我们讲，现在谈得很顺利，很快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协议了，他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那天下午是总统苏亚雷斯接见，不要任何人陪见，葡萄牙方面就他一个，中国方面就我一个。他说，澳门的回归不能在本世纪（20世纪）内，这个时间太短了，要到21世纪的适当时候（再回归）。”

一听这番话，周南很吃惊，这个事情邓小平过去已经讲过了，要在本世纪（20世纪）内解决。于是，他立即表示不悦，回答苏亚雷斯说：“听到阁下这样的讲法我很惊讶，因为贵国的谈判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在私下磋商中同意了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怎么你们又提出异议？”苏亚雷斯仍辩解：“如果我们的代表团团长这么说了，那么那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不是我们政府的决定。”周南反问：“我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国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在重要会谈中讲的话不能代表本国政府。如果按照阁下这样的说法，那么今后我应该跟谁去谈判呢？”

讲到这里，苏亚雷斯僵住了。周南说：“你们再认真考虑，我就告辞了。”下了楼以后，本来一大堆各国记者都在等着采访周南，周南就说：“今天比较疲劳，不开记者招待会了。”

日后，周南回忆说：“我们不能屈服于压力，所以除了明确表态之外，我得给对方也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表达我们的不快。第二天本来安排参观几个景点，我说疲劳了，通知葡方明天的参观项目取消，我要在旅馆休息。当夜我也把这个情况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回国内。”

这个让周南颇为震动的变故，其实也是出于葡萄牙政府的牟利之心。原来，在当时的葡萄牙政府中，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部分外资将会从香港迁到澳门，如果晚十几年再将澳门交还给中国的话，葡萄牙方面可能会由于外资的进入而获得巨大利润。

摸清这一情况后，周南决定立刻给葡萄牙方面施加压力，取消了第二天的游览行程。此举引起了媒体和外界的纷纷猜测，不敢冒险破坏协议的葡方不得不再次邀请周南进行会谈。

在葡萄牙短暂停留之后，周南立刻返回北京。周南以及中国外交部随后的强硬态度，使得葡萄牙国务会议终于同意在1999年将澳门交给中国。

关于回归日期的确定，开始葡方坚持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交还澳门。周南说：“按照你们的习惯，每年12月25日圣诞节，随后就是新年了。过年都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把交接仪式放在这个时候合适吗？政权交接还是与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错开来为好。我看，可不可以提前一下？这样，让澳门同胞过一个安安稳稳的假期。”

对此，周南回忆说：“当时，对方说：我做不了主，得报告政府。过了两三天，他答复说：我们同意让一让，让到12月20日。”于是，中葡双方共同确定交接日期为1999年12月20日。周南的机智和坚持，让澳门的回归整整提前了11天。

之后双方于1987年3月的第四轮谈判达成了各项共识，同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在1999年12月20日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从此澳门进入了过渡期。日本《每日新闻》称赞：“具有长期殖民地历史的澳门归还给中国，在亚洲解放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应该赢得历史性的评价。”

“笑指东南一片云”

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各项重大实质性问题都已陆续解决，剩下的只是最后审定协议文本的工作。会谈开始时，周南指着窗外钓鱼台才抽芽的新柳和正开放的桃花说：“去年我访问葡萄牙的时候还是初冬季节，现在已经是大地回春了。我家门口的两棵桃树，一棵已经开花，另一棵也含苞待放了。”说着，他顺口吟诵起“桃花又是一年春”的诗句。随后记者发出的新闻报道中说，那“已经开花”的桃树是暗喻香港谈判，“含苞待放”的桃树则是暗指澳门谈判也将绽出花朵。

这轮会谈历时最长，先后进行了6次会议和5次非正式磋商。最后，双方审议了协议的文本草案，就协议文本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决定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由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于3月26日在北京草签。至此，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以取得圆满的结果而结束。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联合声明》庄严向世界各国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路环岛）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当天，周南赋诗《澳门回归寄兴》以祝贺：“故国旌旗入澳门，八方笳鼓兢纷纷。乃翁心事今何在，笑指东南一片云。”

周南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是20世纪末我国的盛事、喜事，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体现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祖国统一这一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历史表明：香港、澳门的主权，没有实力，收不回来；只有实力，没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也不容易和平收回。同时，还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濠江碧海扬欢浪，盛世莲花谱华章。时间是不凡的书写者！回归20年来，在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保障下，澳门社会和谐稳定，民主政治稳步发展，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民生福利明显改善。周南认为，澳门基本法的成功实施充分表明，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才能全面准确地实施基本法；只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只有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使澳门走向新的美好未来。在新征程上，坚持“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就能进一步实施好澳门基本法，治理好、发展好澳门特别行政区，推动“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更大的成功。

过渡时期的一波三折

澳门当时在葡萄牙的管治之下，中国政府无法在澳门设立官方机构，因此要借用新华社的名义，开展澳门主权回归的相关工作。

1989年底，宗光耀被派往澳门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3月1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澳门基本法》（草案）——在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宗光耀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澳门基本法（草案）的有关情况，交换意见。

听完宗光耀介绍基本法草案后，葡萄牙驻澳门总督韦奇立说：“葡方一直很关心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也提出过一些意见或建议，有的还被采纳了。如果基本法文稿还能修改的话，我觉得序言写得不好。第一句话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而紧接着的第二句就说葡萄牙占领了澳门。‘占领’两个字，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今天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方领导人一再声称，解决澳门问题不算历史旧账，着眼未来，向前看。而澳门基本法序言一开头就表现出要算历史旧账的架势。1999年，我和我的同事都会离开澳门返回里斯本，而大批土生葡人怎么办呢？他们将成为‘侵略者’的后代，随时会受到惩罚，遭打击报复。他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把‘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句删除，序言就很完美了。”

宗光耀强调：“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是历史事实，无需争辩。长达400多年的历史，用‘逐步占领’4个字一笔带过，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充分体现了不纠缠历史旧账、维护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领’两个字，是相当中性的词汇，而没有用‘侵占’‘侵略’一类强烈的字眼。我说，能想出用‘占领’这样中性的、温和的字眼概括澳门400多年恩恩怨怨的历史，是起草委员会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更谈不上有日后打击葡人的伏笔。”宗光耀注意到，澳督频频点头，便止住了这个话题。

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澳门基本法》获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接受采访时，宗光耀说，自己与澳督之间尽管有些大是大非上的摩擦，但是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交往。

宗光耀记得1997年8月初的一天，接到澳葡政府政务司高树维的邀请，约到他办公室一叙。交流中，高树维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不必要仿照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做法。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没有，惹人笑话，认为你我都是精神病。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我们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高树维的话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想听听宗光耀的反应。

接受笔者采访时，宗光耀回忆说：“当时，我对他讲，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的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能理解政务司先生对降旗时场上可能会有掌声的忧虑。葡方不乐意有掌声，我看这并不难解决，我可以做这个工作——把降旗、升旗紧凑地连在一起，待中国的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升起，全场鼓掌、欢呼。人们可以理解，这个掌声是为降旗、升旗的重要程序胜利完成而鼓的，不单是为中国国旗和澳门区旗的升起而鼓的。高树维一听，很开心。”

事后，宗光耀向上级汇报了同高树维谈话的详细情况。“高树维应该也及时向澳督转述了我的观点。在以后的中葡双方磋商中，葡方未就降旗、升旗、不请外国嘉宾等问题提出异议。也许是他们认为理由不充分，没必要提出。”宗光耀说。